试论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甲午战败后，与康有为一起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兴办学堂，为发动维新变法做准备。后来他在《变法通议》中曾专章谈论女子教育的问题，大力提倡兴办女学并积极投身于其中，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女学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流亡海外期间，其女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主要以培养新型女子国民为目标。至晚年时期，他的女学思想更进一步，提出了女性应该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其女学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中国女子教育以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女学;兴起;梁启超女学思想

在漫长的两千年封建社会，男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并逐渐沦为男子的附属品。“男尊女卑”也在封建社会发展中成了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便成为传统中国社会衡量女性的重要标准。至于古代女子的教育，几乎没有正规的教育机构，大多是通过家庭教育使女子更好地服从父权和夫权，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三从四德。” 即是对女性的道德行为、言行举止、仪容修饰和家务劳动四个方面做出特别要求。“三从四德”是女性将自己的全部人生价值体现在男性身上，没有了女性自身的独立人格，它成为束缚和残害女性的精神枷锁。《列女传》、《女戒》、《女训》、《女孝经》等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女教科书。这些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及纲常名教理论具体化、系统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变革的近代社会，此时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寻求救亡之道。以“教育改革救国”也被提上日程，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改革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女学逐渐兴起与发展。所谓近代女学，是指那些正规的，社会化的，专门为开展女子教育而开设的学校。[[]]女性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若能号召，这股力量将不容小觑。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倡导兴女学的宣传家，此后他的女学思想渐成体系，从他的女学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窥探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一、兴女学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重，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维新派杰出代表人物梁启超从具体问题出发，将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女学相联系，提出“强国必由女学”的主张。如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2]其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证女学的重要性。

其一，兴女学可以使女性接受教育，既能实现经济独立、保证自养，又能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强国富民。梁启超提到:“女子二二万，全属分利，而无一利者。唯其不能自养，而代养于他人。”[2]这不仅给自己或者家庭带来负担，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国家的穷困极弱。其二，他认为女学有助于提升女子的道德修养。他认为女子不读书，对于“天地之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筐之间，故其丑形，不学而皆能，不约而尽同也。”[2]反之，如果女子接收近代学校的教育，则可以助其生计、家庭和睦、投身于救国的大业。其三，女学利于培育下一代。在家庭中，母亲既是妻子又是母亲，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子女易受母亲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成立也难。”[2]说明了母亲的学识对后代培养的重要性。其四，女学与胎教也有一定的关联。梁先生认为“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2]如此他认为可以实现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

梁启超不仅提倡兴女学，并且在实践中指导兴办女学堂。 中国第一所经正女学堂的办学理念、宗旨、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基本按照了梁启超的《女学堂试办略章》实施的，从中可知，尽管梁启超没有直接参与经正女学堂的办学，但是他的女学思想主张已影响到时人，间接地指导着教育实践，实现了其教育梦想。但也应看到，女学教育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能入学的女子多是良家闺秀以及名门贵媛，并且女学堂仍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女子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

二、培育女子国民性

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些人选择了为变法流血而死，如戊戌六君子，也有些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康梁逃亡日本。梁启超在这段流浪的日子里，依然在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他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并且有感于日本这个弹丸小国为何能战胜华夏帝国，这些都为其女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梁启超兴女学思想的影响下，有部分女性纷纷走出国门去往海外留学，她们积极建立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学刊，不断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她们的这些举动反过来很好地促进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发展。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系统地阐发了教育要培养的理想国民为新民，其中也包含了要培育女子国民性的思想，这是他早期女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他认为女性要更进一步，要成为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权利的新国民，这样中国新兴势力会壮大，在进一步实行改革的阻力会小很多，那么中国独立与富强的愿望将很快实现。                                                                                                                           

如何将培养女子的国民性？这自然与女学有关，他指出：“一国之有公共教育，所以养成将来之国民也。”[2]这是说新民的培育首先应该有学校，同理女子要具备国民性，应该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才能养成女子国民的素质。具体来说，女性应该具备天下国家之功德意识，因此，近代教育应将中国四万万人都能培养成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3]两万万的中国妇女亦在其中，应也将她们培养成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进取精神、自治能力的合乎“新民”标准的现代国民。[4]如何衡量女性符合新民的标准，首先是女性应具备国家观念，国家的生死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就可以“集全国民之良脑，而成一国脑，”[2]国家会因此愈来愈强盛。第二是民权的问题，梁启超在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权利是人人都应享有的，女性通过女学开启民智获得个人权利，在进一步培养国家权利观念。

三、女权思想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自身也在不断地觉醒，梁启超在时代的变化中将女学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开民智，兴女权”。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人权与女权》一文，较为具体的阐释了女权思想，认为女权应该包括在“人权”之内，“女权运动”也称之为“广义的人权运动”，女权运动就是要使女子争得教育上的平等，职业上的平等，进而达到女子参政，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而独立，这是逐步递进的过程。

首先，女子应争得教育平等权。关于教育平等权，梁启超说：“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2]意在表明男女都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得剥夺。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的标准》，正式废除了清末实行的男女教育的双轨制，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教育的平等。1920年，北大首开“女禁”，正式招收女生入学，在实践上男女教育平等的观念得到落实。1922年，北洋政府确立了新的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受教育的群体，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女子的教育平等权。

其次，女性也应享有职业平等权。梁启超认为男女在天赋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男子能学习的科目，女子照样可以，所以女子应如男子一样在获得教育后能从事某种职业。但在选择职业时，他认为“男女的聪明才力，虽无明显的差别，却不能不认其各有特长，”因此，女子应结合自己的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如他认为女子擅长整理，去寻找一些最为合适，最能胜任的基本高等职业。诸如：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管理学，新闻学等。

最后，女子要争得政治平等权。这是女权思想的最高阶段，梁启超认为女子作为新的国民，应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戊戌变法时期，有妇女要求设立贵妇院，行使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民国成立后，妇女参政问题被提上议程，更多的知识女性开始为女子的参政权利而努力。梁启超对此说：“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如何，”意在说明女子应主动寻求自身解放并积极争取相应的政治权利。但是女性真正获得政治权利的道路依然很漫长，仍需不断地努力。从梁启超女学思想发展地脉络来看，他每个阶段女学思想地转变与都与时代的发展有关，他不失为一个积极倡导和支持妇女解放的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

四、梁启超女学思想促进了女学的近代化

梁启超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国家的兴衰存亡时时刻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一生历尽坎坷与曲折，集政治家与学者，奇才与庸夫、壮剧与悲歌、领先与滞后，执着与多变于一身。应当承认，梁启超是一个为在中国实现近代化而不断奋斗的先驱者。[5]就本文来说，主要侧重的是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梁启超从青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为改革教育终日奔波，致力于创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比在其它领域更为光彩夺目，有更为久远的生命力。

梁启超的女学思想开启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每一个思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来源。他批判了传统教育对女性迫害，提出了新型的教育理念，即对女子进行近代化的教育，将她们培养成新型的国民，承担起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重任。同时，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女学也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正如台湾学者卢燕贞所指出：“女子教育能在中国普遍展开，梁氏之鼓吹宣扬，力排众难，为千百年之中国教育奠新基，为亿兆女子争取教育之机会，其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所做之贡献，实在是无法估计的。[6]他提倡的女子教育，“直接推动了中国学校和教育制度由封建向近代的转型。”[7]如他提出的学校教育包含了从幼学、女学、师范教育到职业教育各个方面，推动了女学的近代化。再如清末明初先后颁布的“壬寅学制”和“壬子葵丑学制”，形成了各级学校系统的新学制，这些基本都受到了女学思想的影响。

另外，在梁启超整个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的创新改革上，他提出不少独特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如他强调教育的目旨在培养具有特色的国民，并且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把伦理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提倡思想自由与学术争鸣，致力于改进教学方法，传授科研工作中的研究方法等。女学思是其整个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结 语

总之，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上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梳理梁启超女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近代女学发展的情况，女子教育在近代的确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尽管梁启超女学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整体上而言，其女学思想为女子教育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女学的近代化。

参考文献

[1]赵长征.社会发展与中国近代女学[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03):24-27+23.

[2]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3.30.31.31.32.687.665.4051.

[3]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16.

[4]史莉琴. 梁启超女学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22.

[5]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263.

[6]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98.

[7]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

作者简介:贺娇娇（1993.7—），女，汉，陕西定边，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